他对自己的文章极为自负，当时蒋介石的文告十九皆出其手，蒋介石有时把他的文章改动几处，他觉得改得很好，但有一次中枢的一位侍从秘书竟擅自改动了他的文章，他一连失眠了好几夜，很不平地对胡健中说：“你看，某人现在都可以替我改文章了！”
陈布雷是文化、新闻总指导，宣传方面负全责。报界、中央社也得受他的指导。
曹聚仁说，吴稚晖、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潘公展、程沧波等人，都是以新闻事业为敲门砖，进入政治圈中去的，到了官场，就阿附权势以取容了。
这个判断，似是而非。其实这些人大半主业为革命，新闻事业反而是工具和手段，或曰得心应手的利器。
北伐期间，风头最健的媒体，是他从业的《商报》。从此受知于蒋，邀到南昌参与戎幕。一如汪康年为张之洞幕僚，主要是文幕。近日坊间青年，或者无根游谈，将其定位于军机大臣，乃是见风是雨的夸张猜度。
他的幕僚作业更多的成分，是文学侍从之臣。他负责起草文稿和文告，当中就会有次一级的政策拟订。内容虽授意于蒋，但也渗入个人意见，虽不全是言听计从，但也多有采纳。
《西安半月记》乃是陈布雷代蒋介石就西安事变所作的总结。其间也有对南昌行营以来的局势，他的作为所作梳理、辨析。他在另一篇宣言中说：“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制，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大概算得是一种背景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