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我们不能摆脱这种处境。当它既是我们的处境，又是一个问题的这一简单的事实使我们的处境具有伦理学意义时，我们如何能够把伦理学问题与我们的处境分离开来呢？然而，我们并不是要基于自己现世的存在方式和印象对所有时代进行普遍概括。正像所有其他历史事件一样，它们是关系中的存在。我们的子女和子女的子女或许比我们更泰然自若地、更天真地看待生命，但他们首先必须看到——至少像我们一样清楚，或者比我们的父辈更清楚地看到，伦理学问题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不要以为这只是战后盛行的感伤；因为以它所有现世的和有限的形式来说，它是一种现实赋予我们的见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高兴有这般见识，我们不可能忘记它。正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它有着广泛的基础，也必须被普遍认识到。但我们只是作为我们时代的人来把握它。我们只是以那种特有的、以它使自身为我们所认识的那种方式把握能够指导所有时代的原则。
请允许我再进行一种观察。当我说伦理学问题是人的危机，是人致命的疾病时，以及特定的现实性指引我们离开所有更舒适的概念进入这个概念时，我将恳求这种特定性不会由于一种事实上我所熟悉的、本身在所有时代都是完全可能的、适当的神学和哲学进程而中立化起来。我已经听说危机是一个辩证概念，它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反面——这种否定性使人类的行为摆脱所有虚幻的价值，有可能恢复新的价值，还其本来的价值——这个问题可能有自身的回答，反对人的论证也是有利于人的论证。关于这个进程我们将在后面多说几句。但这里我只告诫人们不要以辩证法作为回避，因为所有辩证法似乎都是为了逻辑对称和完美提出来的。我仅仅提出这一进程是否事实上与现实相吻合的问题。谁能够把伦理学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问题中找到自己）中的“否”改变为“是”呢？谁有足够的胆量，以及足以万能到从超乎“否”和“是”的高度解决我们的问题呢？或许最终要做的这件事（但不是由我们做！）是一种在其他可能性中有其确定性和指定位置的可能性；但就我们而论，它“更深刻地存在于‘否’而不是‘是’中”。伦理学问题有时可能自相矛盾地把自己归结为证明，以及一种新的可能性，但对我们来说，它更清晰地揭示出生命的否定性一面，揭示出对人性的否定判断，因为我们不能对我们今天的现实视而不见。即便是我可以找到这样做的逻辑理由，我也不能更为自信地说，千百万人的需要和困惑是如此伟大的，我们的混乱是如此伟大的。让这个真理在我们的时代走向我们，走向街上的人们的角度接受它，并且懂得当我们这样做时，而且惟有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才能把握整个真理。